圳品律所谭志鹏律师解读：中国人为何避讳立遗嘱？

谭志鹏表示：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传统家庭里，父母的“一碗水端平”往往是靠模糊的平衡维系的：给儿子多留一间房，就给女儿多攒点嫁妆；帮老大带孩子，就私下给老二塞点钱。这种“隐性补偿”的智慧，在立遗嘱的“显性分配”面前会彻底失效。人们怕的不是分配本身，而是“明确的不公”会撕破亲情的面纱，让“家和万事兴”的愿景沦为泡影。

三、角色执念：父母的“全能感”与子女的“不敢问”

在中国式亲子关系里，父母始终扮演着“保护者”的角色。从孩子出生时的“我养你”，到成年后的“我帮你”，他们习惯了用“强大”维系家庭的稳定。而立遗嘱，意味着要承认“我终将离开，无法再护你们周全”，这对许多父母来说，是一种难以接受的“权力退位”。

更微妙的是子女的态度。在“孝道”文化的规训下，主动提及立遗嘱，很容易被贴上“盼着父母走”的标签。就像张大爷的女儿，每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——她怕父亲觉得“自己不孝”，更怕戳破父亲“还能撑很久”的自我安慰。这种双向的“不敢说”，让立遗嘱成了家庭里的“禁区”，只能在矛盾爆发时被动面对。

四、时代变迁：当传统遭遇“财产复杂化”

过去的中国人，财产往往简单得一目了然：几亩地、一间房、一口木箱。父母去世后，子女按“子承父业”“长幼有序”的潜规则分配，很少有纠纷。但如今，财产形态早已从“实物”变成了“数字”：一套按揭房、几份理财产品、甚至抖音账号的流量收益……当继承的对象从“看得见的东西”变成“理不清的权益”，模糊的“潜规则”再也兜不住现实的复杂。

父母不应只在乎生前看得见的“和睦”，而回避身后的“洪水滔天”，2023年民政部的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因遗产纠纷闹上法庭的家庭超过12万，其中70%源于“没有遗嘱”。那些曾被视为“伤和气”的遗嘱，反而成了避免纠纷的“防火墙”。可即便如此，许多人仍抱着“顺其自然”的心态：“都是一家人，还能争不成？”这种对“亲情韧性”的过度信任，本质上是用传统家庭的温情滤镜，掩盖了现代社会利益分配的现实逻辑。

在浙江某公证处，有个细节耐人寻味：近两年立遗嘱的年轻人里，90后占比从5%涨到了23%。他们大多有清晰的财产规划，有人特意注明“宠物的抚养权归闺蜜”，有人把数字藏品的继承权写进条款。这或许预示着，当死亡不再是“禁忌”，当家庭从“情感共同体”转向“责任共同体”，立遗嘱的避讳终将被打破。

说到底，避讳立遗嘱的背后，藏着中国人对生命的眷恋，对亲情的珍视，对秩序的维护。只是我们终将明白：提前规划不是对死亡的妥协，而是对所爱之人的负责——父母给孩子上的最后一堂课，如何将告别变成礼物。

谭志鹏律师 ——广东圳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

广东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

深圳市律协协会健康养老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

深圳市罗湖区医养融合发展促进会 监事

曾获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“优秀调解员”

谭志鹏律师多年来，专业从事遗产继承及养老行业相关法律服务，擅长遗嘱订立、复杂遗产纠纷处理、家庭/家族财产分割、涉港澳台继承以及养老相关企业法律服务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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